除了李泰国的阿斯本舰队以外，在1853年至1864年这段时期里，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强还通过许多手段，试图干涉清军与太平军之间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进而攫取更多的在华利益。

太平天国刚刚兴起的时候，西方列强对这个政权还是挺看好的，他们相信洪秀全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太平天国推翻清朝会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当时的清政府，有盲目排外的倾向，咸丰皇帝、肃顺这些人，对外国人都是没有好感的。所以，这时候的西方列强，在总体上倾向于支持太平天国。他们将大量新式武器，包括洋枪等，卖给太平军，用以支持他们的事业。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列强发现，洪秀全对《圣经》进行了大规模的篡改，他所宣扬的教义，已经完全背离了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他们认为，任性固执的洪秀全，不可能成为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

与此同时，随着咸丰皇帝驾崩，肃顺等人不久之后也在辛酉政变中人头落地，清廷中主张盲目排外的力量瞬间瓦解。代替咸丰、肃顺等人真正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是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两人都主张与西方列强和解，以便借助他们的力量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

中国最高统治者表现出来的这种务实的外交姿态，受到了西方列强的普遍欢迎。在仔细对比过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后，西方列强普遍认为，清政府更适合做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代表人。

这样一来，在咸丰末年曾经引起巨大争议的“借师助剿”一事，具备了实施的条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联合起来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马上就要出现了。

1861年底，太平军攻克杭州，威逼上海。上海的绅民一方面请求曾国藩派兵东援，一边请求西方列强出兵相助。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支由美国人华尔领导的洋枪队，活动在上海周边。

1862年初，洋枪队改组为常胜军，人数达到五千。其主要将领多为外国人，但士兵基本上是中国人。常胜军就是清廷“借师助剿”的主力军。

对于“借师助剿”，曾国藩原则是同意的。曾国藩并不指望常胜军等等西方列强主导的军队能给他镇压太平天国带来多大的帮助，但是他认为，中国和列强刚刚和解，如果断然拒绝他们“助剿”的话，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会影响到中外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另外，列强在上海的利益确实很大，他们出兵“助剿”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曾国藩在原则上是同意“借师助剿”的。

但是，曾国藩同意“借师助剿”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保持中国的独立自主。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力军必须是湘淮军，而不能是常胜军等等列强主导的军队。“借师助剿”的区域必须限定在沿海一带，不能让列强打着“助剿”的旗号，深入长江，侵犯中国的利益。

他说：“宁波、上海这两个沿海城市，本来就是通商口岸，无论是外国还是我国，在这两地的利益都很大，共同争夺或者守卫都是应当的。但是，苏州、常州、江宁这些内地城市，本来就不是通商口岸，如果也需要借师助剿的话，洋人一定会笑话我们的，而且即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最后胜利了，后患也是无穷的。”很显然，曾国藩非常担心列强打着“助剿”的旗号，将势力范围伸进长江流域。

李鸿章率领淮军来到上海后，秉承曾国藩的意旨，对常胜军既利用又加以防备。李鸿章说：“请洋人帮忙保卫上海，这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跟洋人打交道，需要秉承和平主义，利用他们发展自己，逐渐实现自强，最终制服他们。”

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也主张“会防不会剿”。也就是说，只准常胜军在上海帮助淮军守卫上海，不准他们深入苏州、常州、江宁等内地城市剿杀太平军。

除了常胜军以外，当时还有一支外国列强主导的军队参与了对太平天国的镇压，那就是常捷军。常胜军是为了保卫上海而组建的，受李鸿章指挥，而常捷军则是为了攻占宁波而组建的，受左宗棠指挥。

和曾国藩、李鸿章对待常胜军一样，左宗棠对常捷军也是既利用又提防。左宗棠说：“自朝廷与洋人开战以来，老百姓至今没有看到国家打胜仗，于是妄自菲薄，纷纷投靠洋人。借师助剿以来，老百姓参加洋人军队的，数不胜数。他们倚仗洋人，横行乡里，官府不敢责问。驻守宁波的士兵中，也有不少人贪图丰厚的军饷，加入洋人的队伍。如果朝廷不对这些军队加以裁禁，他们就会反客为主。现在军饷供给本来就很紧张，还要养着他们，绝不是什么好事情。”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三个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在许多事情上的看法不尽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是在借师助剿这个事情上，他们有着共同的态度。由此可见，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一样，也是民族主义者。

在湘军攻克江宁前后，常胜军和常捷军先后解散。“借师助剿”宣告结束。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抵制下，这两支西方列强主导的军队并没有对中国的主权造成太大的伤害。

1862年5月底，曾国荃率领的湘军陆师与彭玉麟率领的湘军水师推进至江宁城外。城内的洪秀全得知这一消息，立马就慌了神。自江南大营被攻破后，江宁外围已经很久没有大股清军了。现在突然杀来这么多湘军，领兵的还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以及曾国藩的重要嫡系将领彭玉麟，洪秀全怎能不心慌！

当时，李秀成正带兵攻打上海，由于遇到淮军以及常胜军的坚强抵御，进展一直很缓慢。洪秀全连续颁布几道诏书，命令李秀成率兵回援天京。李秀成不得已，只好放弃上海，返回苏州，召集众将领商讨下一步行动。

李秀成认为，湘军的气势正盛，如果在这个时候选择与湘军决战，必然吃亏。只有等到两年后湘军疲惫之时，与之决战才能有比较大的胜算。李秀成将自己的想法上报洪秀全，结果遭到洪秀全严厉谴责。

洪秀全认为李秀成是在搞独立，为了扩充地盘不顾天京守备，并且明令他赶紧带兵回援天京。李秀成不敢违令，只好率领六十万大军前来天京解围，同时命护王陈坤书率水营攻打金柱关，切断吉字营的粮道。

这一战，李秀成本来是不愿意打的，迫于洪秀全的压力才不得不打。李秀成的战斗意志，是不太坚定的。与李秀成不同，湘军主将曾国荃有着一股不拿下江宁誓不罢休的精神。主将意志的差别，将会对战争的结局产生重大影响。

李秀成的军队一度离成功很近。吉字营来到江宁城下后不久，就普遍感染上了当时流行华东一带的瘟疫。许多士兵没有被太平军的枪林弹雨夺取生命，却在瘟疫面前倒下了。曾国藩的弟弟曾贞幹也染上了瘟疫，生命随时可能终结。只有曾国荃命硬，没有被瘟疫击中。

此时的吉字营，不足三万人，被六十万太平军团团围困。彭玉麟率领的湘军水师被太平军水营阻断在金柱关附近，根本无法与吉字营取得联络。吉字营陷入了非常危急的状态。

远在安庆的曾国藩时时关注着江宁城外的这场大厮杀。当他得知吉字营被团团围困后，脑海里浮现出江南大营被攻破时的情形。太危险了！还不赶紧退兵的话，吉字营就要重蹈江南大营覆灭的危险了！三万对六十万，即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取胜，更何况是曾国荃！他这么想着，就写了一封密信，派人立马送至曾国荃大营。

曾国荃接到曾国藩劝他退兵的密信后，神情凝重。曾国荃何尝不想退兵，只是江宁就在眼前，他不甘心就这么退去。在他的眼里，早已没有任何事情比攻下江宁，拿下镇压太平天国的首功更重要。即便是他的生命，也不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曾国荃知道，在这种非常危急的时候，统一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他召集诸位将领，鼓动他们说：“长毛团团围困我们，是想将我们彻底击垮，然后在我们撤退的时候，给我们以毁灭性的打击。当初江南大营就是因为不能坚守，匆忙撤退，结果导致大败。如果我们重蹈覆辙，长毛就会长驱西上，到时候连安庆也会守不住。长毛中最精锐的部队，是陈玉成的部下，早在安庆城下被我们干掉了。李秀成虽然与陈玉成齐名，其实是个酒囊饭袋，他的六十万大军全是乌合之众。只要我们众志成城，就一定能击败他们！击败了他们，江宁也就是我们的了！”

大家听了曾国荃激动人心的演说后，信心倍增，都发誓要与太平军在江宁城下决一死战，宁可战亡，也不撤退。

见到这种情形，曾国荃非常兴奋。因为他知道，只要齐心，就一定能够创造奇迹。随即，曾国荃命令士兵严正以待，准备迎接太平军的攻击。

李秀成的部队一直是太平军中武器装备最好的。这时候，虽然西方列强已经公开支持清政府，但仍有不少贪图利益的洋商，将大量先进武器卖给太平军。这年4月份，李秀成就曾从上海的一家洋行内，买到步枪三千余把，野炮近八百尊，火药近五百桶，子弹一万八千发。现在，这些武器装备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在太平军洋枪洋炮的持续攻击之下，湘军伤亡非常惨重，连主将曾国荃脸颊上都中了枪子。然而，曾国荃并没有被吓倒，在简单包扎完伤口后，他又出来视察军队。他的这种勇敢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湘军的士气。

就这样，湘军与太平军在江宁城下，持续苦战了四十多天。到这年11月26日，李秀成终于坚持不住了，他撤销对吉字营的包围。曾国荃的苦日子，总算是熬到头了。

其实，在这场决定太平天国生死存亡的决战中，李秀成一直是占据优势的。李秀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坚定的作战意志。他对这一仗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事先的安排筹划都显得不足。明知道可能陷入长期拉锯作战，事先却没有准备足够的粮草和冬衣，最终不得不退出战斗。太平天国也因此失去了扭转乾坤的最后一次机会。

虽然曾国荃击退李秀成的消息令曾国藩感到很高兴，但是另一个消息却令他很担忧。他的小弟弟曾贞幹由于感染瘟疫，本来还算康健的身体迅速走向奔溃。最终，在湘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个多月后，曾贞幹在军营中悄然离世。

曾贞幹在曾国藩的几个弟弟当中，是最早出来带兵的一位。当年，彭玉麟、杨载福初到湘军中，曾国藩不怎么重视，将他们放在曾贞幹营中锻炼。曾贞幹慧眼识英才，向曾国藩推荐彭玉麟、杨载福，说他们都是大将之才，可以独当一面。曾国藩这才对彭玉麟、杨载福另眼相看，对他们委以重任。没有曾贞幹的推荐，或许就没有彭玉麟、杨载福的脱颖而出，湘军史或许会因此而改写。

1854年4月，因为岳州兵败，曾贞幹被迫离开军营。他的哥哥曾国华在三河镇阵亡后，他将自己原来的名字“国葆”改成“贞幹”，并以替兄报仇为名，重新出山带兵。

曾贞幹的战功大多被他的哥哥曾国荃所掩盖。其实，他是湘军攻克安庆的重要将领之一。之后，曾国荃率部**，杀到江宁城下的时候，他一直镇守着后路，颇有功劳。李秀成大军包围江宁城下的湘军长达四十多天，他与曾国荃同舟共济，紧密配合，最终化险为夷，功劳是不小的。

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已经丧失了两位弟弟，他对太平天国的仇恨更加强烈了。此时的曾国藩，恨不得立马攻下江宁，替两位弟弟报仇。曾国荃也有着同样的心理，他对太平天国的仇恨，似乎比曾国藩还要更加强烈一些。

进入1863年，湘军和太平军在江宁城外的战斗依旧在持续。江宁城虽然被围，但太平军依旧有两条重要的补给通道，可以确保江宁城内衣食无忧。一条位于江宁北。从江北筹集粮食，经九洑洲渡江运往江宁。另一条位于江宁南。从苏州、湖州等地筹集粮食，经高淳县的东坝镇中转，运至江宁。

两条通道中，北路无疑更加重要。曾国藩准备首先掐断的，也正是北路。对于曾国藩来说，九洑洲不仅是敌人的两大命脉之一，更是淮南盐运往长江中游的重要通道，具有重要的意义。

太平军在九洑洲经营多年，防守非常严密。沿着九洑洲的边缘，太平军修筑了数十座坚固的堡垒，每个堡垒中至少有一尊大炮。在堡垒旁边的水面上，太平军又布置了几十艘战船，与堡垒相互依托，构成严密的防守体系。这一战对于湘军来说，注定是一场苦战、血战。

曾国荃倒是对攻克九洑洲充满信心，因为他手中掌握着一件制胜法宝。原来，曾国荃手下一个叫陈湜的将领曾经截获过洪秀全发给陈玉成的命令，上面详细记载了江宁的城防情况，其中就有九洑洲的兵力部署情况。这一情报对于曾国荃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知道了敌人的兵力布局，就可以发起针对性的进攻，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就在曾国荃率部对九洑洲附近关隘展开攻击的同时，彭玉麟、杨岳斌（即杨载福，为避讳，改名岳斌）也率领着湘军水师，对九洑洲周边太平军的战船发起攻击。经过几天的血战，九洑洲周边的据点，几乎全部落入了湘军之手。九洑洲中的太平军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境地。

这时候，杨岳斌手下的士兵侦查到江滨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九洑洲上太平军营垒。杨岳斌将这一重要消息告知曾国荃。曾国荃大喜，率部沿着小路前进，悄悄地埋伏在太平军的背后。

1863年6月30日，九洑洲之战进入决胜阶段。太平军将装备有洋枪洋炮的士兵推进至前沿阵地，准备决战。湘军水师士兵驾着舢板小船，冒着枪林弹雨发起攻击，损失非常惨重。

战斗从拂晓一直持续到傍晚，湘军水师虽然作战勇猛，但无奈太平军占据着地利优势，根本就不惧怕湘军的冲锋。

到了夜间，湘军士兵战斗了一天，都有些累了，不少士兵都在私底下议论休战、开饭。彭玉麟得知后，对士兵们说：“弟兄们，我知道你们战斗了一天，都有些累了。但是，你们累，敌人更累。现在正是克敌制胜的关键时候！不攻破九洑洲，我绝不收兵！大家要吃饭的话，我就叫长夫将饭拉到前线来，咱们吃完再战！”

湘军战士们一听这话，反倒不想吃饭了，与其在枪林弹雨中提心吊胆吃饭，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杀一场后回到营中安安心心吃饭。于是，湘军士兵全都抛弃了懈怠心理，对太平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就像彭玉麟估计的那样，太平军战斗了一天后，精力早已不如白天。在湘军水师的猛攻之下，他们自以为固如金汤的防线最终被摧毁了。湘军水师从正面杀上了九洑洲。这时候，埋伏在太平军营垒后面的曾国荃陆师部队趁乱杀出，从腹背给太平军致命一击。驻守九洑洲的一万多名太平军全部被湘军杀害。

九洑洲的陷落，意味着太平军从江北扬州一带运粮往天京的通道被彻底阻断，天京本来就很严重的粮食问题变得越发严重了。

掐断北路通道后，曾国藩本应立即着手切断南路，实现对江宁的彻底合围。其实，曾国藩一直在谋划着切断南路。当初吉字营在江宁城下被李秀成六十万大军合围的时候，曾国藩就曾建议曾国荃移师南下，去切断溧水、高淳一线的太平军粮道。

然而这时候，淮北又陷入了混战之中。之前谋害陈玉成以取媚清廷的苗沛霖，再次举起反清大旗，在淮北一带到处攻城略地。为了防备苗沛霖向南发展，曾国藩命湘军水师驻守在各战略要地。因此，曾国藩无法调集湘军水师往南攻打溧水、高淳一带。切断太平天国南路粮道的行动，不得不往后推迟了。

本来，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清廷在淮北设置了一支专门的淮扬水师。淮扬水师脱胎于湘军水师，其首领黄翼升曾经是彭玉麟、杨岳斌的部将。李鸿章率领淮军东下保卫上海的时候，淮扬水师奉命跟随前往。之后，淮扬水师便在李鸿章的指挥下，与江苏的太平军作战。

淮扬水师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李鸿章很喜欢，将这支部队视为自己的嫡系力量。淮扬水师的将领们也很乐意受李鸿章指挥，因为只要是李鸿章指挥的军队，都可以发全饷。淮扬水师和李鸿章之间，结成了一种利益关系。曾国藩根本就指挥不动这支他一手缔造起来的军队。

当时，曾国藩又建立起另一支水师，即太湖水师。按照曾国藩的规划，太湖水师才是常驻江苏的水师。于是，他和李鸿章商量，将太湖水师调往江苏，协助淮军作战，将淮扬水师调回淮北，从而节省出湘军水师的兵力，用以切断太平天国南路的粮道。

曾国藩的请求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李鸿章认为，太湖水师是一支刚成立的水师，作战能力肯定不如淮扬水师，而太湖水师的首领李朝斌之前和他没有交情，不会像黄翼升那样服从他的指挥。所以，在即将率部对江苏省城苏州发起最后攻击的紧要关头，李鸿章是不会允许淮扬水师离开江苏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因为这件事，闹得很不愉快。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家书中倾诉他的不满，直言李鸿章的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令他感到寒心。

当时，湘军水师将领彭玉麟、杨岳斌也一再要求李鸿章允许淮阳水师换防，但同样遭到李鸿章的拒绝。

清军与苗沛霖的决战在蒙城展开。湘军水陆各军都被蒙城战役牵制，难以形成对太平军的较大攻势。

苗沛霖之所以多次反叛仍能逃过覆灭的命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胜保、僧格林沁这些满蒙将领对他采取纵容的态度。对于胜保、僧格林沁来说，苗沛霖集团是阻挡湘军势力北进中原的重要力量。所以，他们一直不希望苗沛霖被消灭。

这个时候，胜保已经因为苗沛霖的再次反叛而被清廷处决了。能够收拾这个烂摊子的，就只有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铁骑了。僧格林沁大军南下，清军在蒙城外围对苗沛霖集团形成了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僧格林沁知道，这次他不能再招抚苗沛霖了，否则也将落得个胜保那样的下场。他的蒙古铁骑对苗沛霖军发起猛攻。

苗沛霖的覆亡指日可待，蒙城的紧张局势得到了缓解，曾国藩终于可以调出部分兵力，前往切断太平天国的南路粮道了。

1863年11月，彭玉麟率领的湘军水师和鲍超率领的湘军陆师一道，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攻克高淳、溧水等县。此时太平军最重要的粮食中转站——高淳县的东坝镇，也落入了湘军之手。这样一来，太平天国的南路粮道就被彻底切断了。

从此以后，江宁城中的太平军彻底陷入了绝境，他们自己主导的所有物资补给渠道全都被湘军切断了。虽然他们还能花重金从洋人那里买来一点救命粮，但那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太平天国走向覆亡的命运，已经是不可能逆转的了。

1863年底至1864年初，清军在多条战线上取得关键性胜利。首先是李鸿章率领淮军，在常胜军的帮助下，攻克了江苏省城苏州。黄翼升的淮扬水师和李朝斌的太湖水师，都参加了苏州一战。之后，李鸿章才答应曾国藩之前的请求，将淮扬水师调往淮北。

李鸿章攻克苏州后不久，在各路清军的猛攻下只剩下一两千人马的苗沛霖，遭到之前被他降服的陈玉成手下士兵的暗算，丧命于乱军之中。苗沛霖背叛了一辈子，最终却被背叛他的人杀害，也算是遭了报应了。

就在江苏、淮北战场都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不久，左宗棠率领的楚军也攻克了浙江省城杭州。

一连串的失败使得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真正成为一座孤城。李秀成建议洪秀全“让城别走”，遭到了洪秀全的断然拒绝。

为了快速攻克江宁，清廷命李鸿章率领淮军西上，与曾国荃的湘军一起，会攻天京。淮军名将刘铭传等人也蠢蠢欲动。在他们的眼里，湘军早已是强弩之末，五万多军队攻打一座孤城，两年了还没成功，真是耻辱。如果换淮军上的话，顶多一个月就能拿下江宁。

攻克江宁，拿下镇压太平天国首功，这对任何一个清军将领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然而，李鸿章选择了拒绝。他知道，以曾国荃的个性，是不会允许别人与他抢功的。李鸿章也很清楚曾国藩的个性，虽然曾国藩一直催他出兵江宁，但那绝不是他的本心。如果出兵江宁，那就意味着与曾氏兄弟彻底决裂，这对李鸿章来说，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李鸿章没有率部前往攻打江宁，转而攻打浙江的湖州。当时，左宗棠是闽浙总督，湖州的军事理应由他管，与李鸿章无关。所以，左宗棠认为，李鸿章这是在越境抢功，在上奏中对李鸿章大肆抨击。

李鸿章不去争取攻克江宁这个唾手可得的不世之功，将兵锋指向与淮军毫不相干的湖州，结果引来左宗棠的一顿臭骂，这令刘铭传等淮军将领实在无法理解。他们天天在李鸿章大营中聒噪，要求李鸿章按照朝廷的旨意行事，出兵攻打江宁。李鸿章实在难以招架他们，只好写信给曾国荃，催他赶紧攻城。

曾国荃早已将江宁看做囊中之物，生怕别人来与他抢功。现在接到李鸿章的信，他的这种急迫的心情更加迫切了。吉字营随即对江宁发起猛攻。

这时候，天京城内发生了重大变故。之前，由于粮食用光，洪秀全亲自做出表率，号召大家吃野菜度日。自太平军攻克天京后，洪秀全一直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现在突然吃野菜，难免生出病来。之后不久，洪秀全就莫名其妙地病逝了。

洪秀全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也很少过问朝政，但他毕竟是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他的突然逝世，还是极大地加速了天京的沦陷。

曾国荃每天派出大量士兵挖掘地道，又天天写信给曾国藩，索要火药。挖地道炸塌城墙，然后攻入城中，这是湘军在九江、安庆都曾用过的办法，事实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江宁的城墙特别厚，吉字营爆破了多次，都没有成功。即便有时炸开了城墙，太平军也会如潮水般拥向缺口。湘军还是没有机会。

江宁的夏天异常炎热，人很容易烦躁，而曾国荃又急着攻克城池，立下千古奇功，于是急火攻心，痛苦不堪。

在攻克天京外围重要的关隘“地保城”之后，曾国荃找来李臣典，命他率部在太平军炮火比较集中的地方秘密挖掘地道，同时将湿芦苇堆积起来，在上面覆盖沙土，堆得与城墙一样高，做出通过土堆登城攻击的假象，以此迷惑太平军，炸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7月18日，地道挖掘成功。傍晚，刚刚躺下准备睡觉的曾国荃听到这个喜讯，赶紧披起衣服，赶往前线指挥。这时候，忠王李秀成率军反攻湘军，湘军悍将李臣典腰部中枪，伤势非常严重。

7月19日，曾国荃命令攻城部队一百多个营全部进入战斗状态，并且悬赏募集士兵先登，在城墙轰塌之时迅速冲入城中。这支部队经历过许多恶战，不要命的人很多，曾国荃的募集令得到了大家积极的响应，先登士兵很快选好。

中午时分，随着“轰隆”一声巨响，厚厚的江宁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口子。曾国荃吸取了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命令先登士兵迅速冲锋，赶在太平军集结之前占领城内的阵地。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拼杀之后，太平军的反攻被击退，湘军如潮水般拥入江宁城中。

湘军入城后，曾国荃因为一夜未睡，实在太困，回到了营中。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向朝廷报捷。当初，曾国藩与曾国荃等人商议后决定，一旦江宁城破，曾国荃就与彭玉麟、杨岳斌联名上奏报捷。

曾国荃将重要幕僚赵烈文叫过来，命他按照提纲拟一份草稿。赵烈文听说湘军在城中烧杀抢掠，建议曾国荃赶紧出去约束部队。

曾国荃困得很，没有理会赵烈文，刚躺到**就睡着了。到了晚上八九点钟，赵烈文又听说有重要的太平天国人物逃出了城外。当时，湘军虽然已经杀入江宁城中，但是幼天王、洪仁玕、李秀成等重要人物并没有落网。赵烈文很着急，赶紧将曾国荃摇醒，请他带兵前去堵截。曾国荃摇摇头，依旧呼呼睡去。

直到深夜，曾国荃才醒来，与赵烈文等幕僚商讨奏折的事。曾国荃拟定的提纲中提到了当天他回到大营的事。赵烈文说：“回营一事不必提及，免得引起猜疑。各位将军的战功，也不必写的那么详细。”

曾国荃摇摇头说：“回营一事还是写上为好，免得让朝廷怀疑我们故意隐瞒什么。至于诸将的战功，我这里不写，大哥那里就更不会写。这样一来，我们兄弟如何对得起浴血奋战的他们呢？”

第二天凌晨，有重要太平军首领已经逃出城外的消息得到证实。曾国荃接受赵烈文的建议，在奏章中添上了这一段，然后派兵追击。随后，报捷的奏章寄出。在北京城中焦急等待消息的慈禧太后、恭亲王奕?等马上就能得到这个好消息了。

城内的烧杀抢掠还没有结束。曾国荃在赵烈文的建议下，发布了禁止屠戮平民和掳掠妇女的命令。此后几天，这一告示迅速贴满了江宁全城。但湘军将士将它视为废纸，依旧烧杀抢掠。曾国荃顾念将士们劳苦功高，不忍心以军法处置那几个带头的将官，于是江宁城中的混乱局面持续了很久。

朝廷对于报捷奏章的回应，令曾国荃感到非常愤怒。清廷在廷寄中指责曾国荃在战斗激烈之时擅自回营，围城不密导致重要头目逃脱。立下盖世奇功却被清廷横加指责，曾国荃实在难以忍受。回想起当初李鸿章攻克苏州、左宗棠攻克杭州时，都曾有大批太平军逃走，但清廷并没有指责他们，曾国荃更是难以掩饰自己对清廷的失望。

曾国藩得知此事后，更加坚定了裁撤湘军、功成身退的想法。曾国藩很清楚，清廷对他一直是既利用又提防。随着太平天国的日益没落，清廷对他的猜忌越来越重。自古以来，掌握军权、功高震主的重臣，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为了避免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结局，必须主动裁军，令朝廷安心。

之后不久，曾国藩也与湖广总督官文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向朝廷说明攻克江宁的情况。为了打消朝廷对自己以及湘军的猜忌，曾国藩特意让官文在自己名字之前署名，将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让给了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满族总督。在这份奏章中，曾国藩向清廷报告说，伪幼天王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了。

8月1日，朝廷的封赏下来了。曾国藩获赏太子太保衔，锡封一等侯爵，世袭罔替，赏戴双眼花翎。曾国藩是清代第一个获得侯爵的文臣。曾国荃获封太子少保衔，锡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攻克江宁的大功臣、曾国荃吉字营的第一悍将李臣典获封一等子爵。可惜的是，他没有福分享受这份荣耀，在朝廷的封诰到达江宁之前，他就因伤重不治而亡。

李鸿章获封一等伯爵。湘军水师的两位名将彭玉麟与杨岳斌，都获封一等轻车都尉以及太子少保衔。四川总督骆秉章，为湘军筹集粮饷有功，并与曾国藩的好友刘蓉一道，消灭了翼王石达开，此时也获封一等轻车都尉。

僧格林沁、官文因人成事，也获得清廷的重赏。其中，官文获赏一等伯爵，与曾国荃平齐。曾国荃认为他的功劳远远高出官文，官文是靠了满人的身份才获得伯爵的，所以很看不起他。这为曾国荃以后弹劾官文埋下了伏笔。

湘军第一悍将鲍超也获封一等轻车都尉。此时的他，依旧率部在江西与太平军余部作战。幼天王在江西被俘杀后，清廷加封鲍超一等子爵。同时受封的还有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以及江西巡抚沈葆桢。左宗棠获封一等伯爵，沈葆桢获封一等轻车都尉。

幼天王、洪仁玕等人被俘杀是在1864年11月份。从这年7月份湘军攻陷江宁，直到11月幼天王被俘杀，这四个月时间里，关于幼天王的去向，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风波。曾国藩、左宗棠因为这件事大打口水战，最终彻底决裂。

之前，左宗棠攻克杭州，向朝廷上奏说，在浙江被击溃逃往江西的太平军不过数千人。左宗棠的这一说法显然是在粉饰太平，但这是当时官场的潜规则，无可厚非。

此时的曾国藩正在准备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发起最后的攻击，当他得知从浙江逃往江西的太平军多达十余万后，非常担心后路的安全，于是在奏折中向朝廷说明了实情。曾国藩上这道奏折，本意只是向朝廷说明实情，以便军机处更好地调度兵力，然而客观上，左宗棠谎报军情的事实，也因为这道奏折而被朝廷知晓了。左宗棠得知这件事情后，非常气愤，发誓要报复曾国藩。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湘军攻破江宁后，虽然抓到了李秀成，却完全找不到伪幼天王以及洪仁玕的踪迹。曾国藩在奏报中说，伪幼天王大概已经不在人世，但并没有什么根据。

这时候，左宗棠根据探报，得知伪幼天王已经逃到了浙江的湖州，并且准备逃往江西。左宗棠如获至宝，赶紧上奏清廷说，伪幼天王已经逃到了湖州，在他的号召下，十余万太平军重新集结，恐怕一时难以剿灭。

清廷看到左宗棠的奏章后，对曾国藩非常不满，直接下旨命他解释清楚。曾国藩虽然也知道，左宗棠得到的情报很可能是准确的，但他为了争一口气，不得不奋起反击。于是，曾国藩、左宗棠两人，你来我往，一连上了好几道奏折，反复辩驳，吵得不可开交。

清廷非常乐意看到这种局面。当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汉族将领，直接掌握的军队在二十万以上。清廷非常担心这些人拧成一股绳，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们非常乐意看到曾国藩、左宗棠内讧。

后来的事实证明，左宗棠的奏报确实是准确的。清廷虽然没有过多地指责曾国藩，但却高度赞扬左宗棠公忠体国，对曾国藩的不满还是显而易见的。

曾国藩、左宗棠，这两个曾经并肩作战，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湖南人，从此以后形同陌路，很多年不通音信。

说完了幼天王、洪仁玕的结局，我们再回头来看看忠王李秀成的结局。李秀成在天京被湘军攻破后，乘乱逃出了城。本来他是不会被俘的，只是因为他将自己所骑的一匹好马让给了一同出逃的幼天王，结果导致他不能迅速逃跑，这才成了湘军的俘虏。

李秀成被俘后，觉得自己就这么白白地丧命不值得。经过缜密的思考之后，他准备仿效三国时期的姜维，假装投降，瞅准机会离间曾国藩与清廷，趁乱复兴太平天国。姜维是蜀汉的一员重要将领，蜀汉灭亡后，他曾劝说灭蜀的魏国大将钟会造反。他的计策虽然没有成功，但给了后人无限的遐想空间。李秀成熟读《三国演义》，知道这个故事，于是他准备效仿。

李秀成对曾国藩说，只要曾国藩愿意放过他，他就前往招降太平军余部，拥戴曾国藩做皇帝。李秀成还说，满清贵族腐朽没落，不可能使中国复兴，要想开创一片新天地，必须先把满族人的势力赶出中国。李秀成还提醒曾国藩，中国历史上凡是立过大功，手握重兵的权臣，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与其战战兢兢地过日子，还不如轰轰烈烈做一场。

曾国藩本来是想按照朝廷的意思将李秀成绑送北京处决的，但当他听完李秀成的这些话以后，决定就地处决李秀成。曾国藩担心，将李秀成绑送北京，他会继续施展他的离间计，导致清廷怀疑自己。

另外，李秀成的巨大影响力也是促使曾国藩决定就地处决他的重要原因。李秀成对曾国藩说他可以轻松召集三十万太平军旧部。在审讯中，曾国藩也看到许多其他俘虏依旧视李秀成为他们的首领。这样一来，如果在解送过程中出了纰漏，导致李秀成脱逃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清廷倒是很希望曾国藩将李秀成绑送北京的。喜欢炫耀武力一直是清廷的特色。太平天国起义之前，连李沅发那样的小造反者，被俘后都被绑送北京处决。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由于担心出变故，像陈玉成、石达开这样的太平军重要首领在被俘后，都没有绑送北京。现在，天下大局已定，清廷炫耀武力的想法重新萌发。所以，他们一直催曾国藩将李秀成绑送北京。

清廷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经历长期的动乱之后，清朝上下人心浮动，此刻的清廷非常想大张旗鼓地处决李秀成，以安定人心。

曾国藩拒绝了朝廷的催促，坚持要在江宁处决李秀成。8月7日，李秀成在江宁被处决。曾国藩的这一行为，引起了不少人的怀疑。他们觉得李秀成一定是知道了某些关于曾国藩、曾国荃等人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才被他们杀人灭口的。曾氏兄弟，尤其是曾国荃，成了大家交相攻击的对象。昔日的大功臣，转眼间就成了罪人，真是应了曾国藩当年的那句话“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围城不密致使幼天王逃脱、迅速处决李秀成两件事，已经将曾氏兄弟，尤其是曾国荃，推向了风口浪尖，但他们的烦心事还远未结束。吉字营在江宁城中烧杀抢掠，已经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有些人甚至怀疑曾国荃私吞了太平天国的“圣库”，将亿万财产运往了湘乡老家。

太平天国实施财产共有制，建立“圣库”储存收归公有的群众财产。清廷对“圣库”早就有所耳闻，社会上更是传言“圣库”中，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然而，湘军攻克江宁后，曾国藩却在奏报中说所谓的“圣库”根本不存在。这就引起了大家的怀疑。

当时，湘军的不少将领都在将从江宁城中抢来的财产运回湖南，所以那些对曾国藩的奏报持怀疑态度的人，便将这件事和所谓的“圣库”联系起来，认为湘军，甚至就是曾国荃本人，私吞了太平天国的“圣库”。

事实上，曾国荃并没有私吞“圣库”。太平天国的所谓“圣库”，早就没有多少金银了。洪秀全后期穷奢极欲，个人的花销很大，而天京城内市民的消耗、粮饷的供给、武器弹药的购买、官员的工资等等，花销也不少。自从补给通道被湘军切断后，“圣库”几乎只有出项，没有进项，坚持了大半年，是不大可能剩下很多金银的。

从曾国荃日后的生活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曾国荃没有私吞“圣库”。所谓的曾国荃“挥金如土”，其实是某些笔记史料作者对他的刻意诬陷。某些民间传说也未必可靠。

曾国荃、曾纪泽修建的富厚堂，至今保存完好。这座宅子的规模并不算太大，据曾国藩在家书中所说，其主体建筑的修筑花钱七千串。

一串是一千枚铜钱。当时的银钱兑换比例，诚如我在前文中所说到的那样，大概是两千枚铜钱兑换一两银子的样子。也就是说，两串钱等于一两银子。七千串也就相当于三千五百两白银。

富厚堂是曾国藩一家住的，曾国荃一家则住在大夫第。根据民间传说的描述，大夫第的规模应该非常庞大，然而现在大夫第只剩下断壁残垣。自晚清以来，曾国藩家乡从未遭受大规模战火，一座大规模的建筑绝不会凭空消失。富厚堂保存完好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笔者也从未看到大夫第突然被毁的相关资料。真相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民间传说有渲染的成分，真正的大夫第规模远远小于富厚堂。当然，所花的钱的也不会多出三千五百两。

曾国荃这种地位的人，花少于三千五百两白银，修一个比我们今天看到的富厚堂还小的宅子，并不能算铺张奢侈。所谓的曾国荃回家大起府第，应该不是历史的真实。

关于曾国藩的清廉，有一个著名的故事。曾国藩去世后，曾家断绝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经济非常困难。有一次，曾纪鸿的儿子得了白喉，缺钱治病，便托左宗棠向远在新疆的湘军后期名将刘锦棠借白银三百两。

这个故事从侧面说明了曾国荃也是很穷的。否则的话，区区三百两白银，曾纪鸿何不直接向叔父借，而去请父亲的仇人左宗棠帮忙呢？

总而言之，所谓的曾国荃私吞“圣库”，以及所谓的太平天国宝藏，都是无稽之谈。

曾国藩知道，清廷真正在意的并不是一个幼天王的逃脱，也不是他迅速处决李秀成，更不是曾国荃私吞了所谓的“圣库”。清廷真正忌惮的，是曾国藩统率的数万湘军。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绿营、八旗的腐朽面目完全暴露了出来，此时中国的军队，在清廷看来真正算得上精兵的主要就是曾国藩的湘军。这支汉人武装的存在，是对清朝统治的一种巨大威胁。所以，在湘军大功告成之后，清廷便想法设法地打压湘军。他们不敢直接命令曾国藩解散湘军，只好利用幼天王、李秀成、“圣库”等事件小题大做，给曾国藩、曾国荃难堪。很多不明真相的大臣以及文人，充当了清廷的工具，肆意污蔑侮辱曾氏兄弟。

曾国藩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实施他谋划已久的裁撤湘军计划。作为湘军主力的曾国荃吉字营就这样告别了历史舞台。吉字营的士兵刚开始从军的时候，都是朴素的农民，但是经过几年的征战，特别是在安庆和江宁城中大开眼界之后，他们的本性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他们回乡后，大多不再从事农业劳动，一个个变得游手好闲起来。待他们从江宁城中抢来的那些财产花光之后，他们的生存也就成了问题。最终，不少的吉字营士兵加入了反清的哥老会，成为社会动乱新的制造者。

彭玉麟率领的湘军水师并不在裁撤之列。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再次以坚船利炮击败了中国，并且杀进了首都北京，火烧了皇家园林圆明园。这对于曾国藩等清朝官员来说，无疑是奇耻大辱。曾国藩越来越意识到，中国必须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才能巩固国防。攻克江宁后，曾国藩便着手准备将湘军水师改编成长江水师，作为朝廷的经制部队，为创建近代海军奠定基础。所以，湘军水师并没有被裁撤。

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使得社会上纷纷流传的曾国藩可能造反的谣言不攻自破，也使慈禧太后暂时放松了对他的疑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手握重兵，最终能够寿终正寝的权臣非常少见，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此时的曾国藩，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两江的恢复重建上。他以为，他这一辈子，再也不用带兵打仗了。然而，北方捻军的迅猛发展，很快击碎了他的美梦。年逾五旬的他，不得不再次踏上硝烟四起的战场，为维护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继续战斗。